有一種思想家的存在讓我們汗顏，平時我們對他敬而遠之，把他的高頭講章放在書架上奉作神明，卻敬而遠之。而當歷史與往昔變得如此相似時，我們卻如饑似渴地向他們求索答案，盡管所謂的相似，經(jīng)常是我們的思想的懶惰與幻覺。
毫無疑問，法國思想家雷蒙·阿隆就是這樣的存在。這位一生以保守而著稱的思想家，在二十世紀群星璀璨的思想家圖譜中，顯得邊緣乃至隔閡。阿隆不僅以思想著稱，他還深入介入了現(xiàn)實政治之中，他從不相信單純的觀念擁有可以改變現(xiàn)實的力量，相反他對現(xiàn)實和理性有著與眾不同的執(zhí)著。他在20世紀30年代和平主義的浪潮中，看出了和平主義無法阻攔希特勒的野心，盡管德國的思想家滋養(yǎng)了他一生的思想資源。他預言了法國殖民主義的解體與第五共和國的誕生，在20世紀60年代“寧跟薩特錯，不跟阿隆對”的聲浪中，他成為進步主義知識分子們的靶子。因為他的不合時宜和對于任意一種狂熱的距離，雷蒙·阿隆是孤獨的，但是二十世紀的歷史證明了阿隆的正確與卓越，而阿隆絕不會像他的美國同行一樣斷言歷史的終結(jié)，相反他一生的努力簡短有力：我們該如何理解人類歷史，理解人類對于政治認知與判斷上的局限？
今年是雷蒙·阿?。?905-1983）誕辰120周年。雷蒙·阿隆念茲在茲的問題意識距離我們并不遙遠。阿隆的《回憶錄》是我們理解今天法國政治最好的路標，《和平與戰(zhàn)爭》則讓我們從人類行為的本源理解國際政治中的思想與力量的對決。只要我們無法徹底理解人性，或者國際社會秩序的模糊性，那么閱讀阿隆就永遠有不可替代的意義。
本文內(nèi)容出自新京報·書評周刊6月13日專題《紀念雷蒙·阿?。涸跉v史中書寫歷史》的B02-B03版。
B01「主題」紀念雷蒙·阿隆：在歷史中書寫歷史
B02-B03「主題」在沉靜與理智之間：雷蒙·阿隆與他塑造的思想世界
B04-B05「主題」用行動克服懷疑：雷蒙·阿隆的三重辯證
B06-B07「文學」《座頭鯨來到香港》：作為日常頌歌的香港城市書寫
B08「文學」《無名咖啡館》：慰藉人生的小故事
撰文丨賀婧慧
1983年10月，法國思想家雷蒙·阿?。ㄒ韵潞喎Q阿?。╀廴婚L逝，時年78歲。阿隆一直被認為是法國思想界知識界的異類。作為局外人，他始終堅持用自己的理性，去審視20世紀的極端時代。他自詡是不左不右的中間立場，不愿意參加左翼知識分子浪漫革命幻想，也不愿意單純參與右翼知識分子的大合唱。但作為法國中道思想家的代表，他的影響力從未真正離場。今年是阿隆誕辰120周年。當他不斷被歷史學者、政治評論家與公共知識分子重新提起時，這不僅是對一個思想者的回顧，更是對現(xiàn)代性困境與自由理念的再度反思。
雷蒙·阿?。?905-1983）。
二十世紀法國思想家、社會學家、政治評論家，戰(zhàn)后法國知識界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阿隆以睿智冷靜、獨立批判著稱，與讓-保羅·薩特齊名而立，常被視為“存在主義時代中的理性之聲”。他反對意識形態(tài)的狂熱，主張在現(xiàn)實與理性之間尋找政治判斷的平衡點。著有《知識分子的鴉片》《社會學主要思潮》《民族國家間的和平與戰(zhàn)爭》等。
阿隆在當代的“再登場”
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也就是阿隆離世的同年，密特朗社會黨政府1983年的財政緊縮轉(zhuǎn)向（le tournant de la ri?gueur），放棄之前國有化，最低工資計劃等左翼改革，開始財政緊縮轉(zhuǎn)向。與此同時，法國知識界也發(fā)生了顯著的轉(zhuǎn)變，對受左派影響的革命失去了興趣，相反對各種形式的保守主義興趣增加明顯，法國社會進入了“自由主義時刻”，同時這也是歐洲更廣泛的“新自由主義”浪潮中的一部分。
阿隆的著作，特別是他對全能主義的批判，在這一思想轉(zhuǎn)向里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以至于這個現(xiàn)象有時候干脆被稱為“阿隆復興”。于是法國的自由主義時刻中，阿隆，當然處于舞臺的中間星光閃耀?；厮菡麄€20世紀中，法國知識分子們積極卷入各種潮流，但是因為自己幻想和激情，經(jīng)常做出各種錯誤的判斷。但是阿隆的謹慎小心冷峻，反而使得他避開了戰(zhàn)后的左翼幻想迷霧。等到冷戰(zhàn)結(jié)束，一系列的國際形勢劇變，就更加凸顯出阿隆作為堅定審慎的保守主義者的力量。阿隆長期以來的批評重新獲得了關(guān)注和現(xiàn)實驗證，為理解當時的法國政治社會提供了替代性的思想框架。
除了阿隆自己的著作，阿隆于1978年與他的學生共同創(chuàng)辦了《評論》雜志，該雜志亦成為自由思想的重要平臺?！对u論》旨在超越意識形態(tài)的圍墻，強調(diào)制度性分析、經(jīng)驗主義研究與理性討論。它不為烏托邦寫作，不為革命喝彩，更不回避現(xiàn)實的妥協(xié)與局限，時至今日，《評論》雜志依舊是重要的法國知識分子刊物。
除此以外，阿隆的追隨者，史學家弗朗索瓦·弗雷于1982年創(chuàng)建了雷蒙·阿隆研究中心（CESPRA），該研究所旨在重新發(fā)現(xiàn)法國的自由主義傳統(tǒng)，并建立新的政治學研究范式。于是，阿隆和阿隆的思想，同時擁有思想陣地和學術(shù)陣地。
于是不難理解，為何20世紀80年代會被認為是阿隆的復興。但是這樣的表達，似乎是一種狂歡的表達：回歸中道政治毫無爭議地成了法國思想界的主流，戰(zhàn)勝了左翼、后現(xiàn)代主義等競爭的思想流派。但是可能這樣的敘事，實則在簡化法國思想界復雜形態(tài)。
雷蒙·阿隆。
現(xiàn)在距離20世紀80年代過去了四十年，我們需要一種更復雜的再閱讀，穿越理性冷感與歷史隔膜。事實上從21世紀以來，新一代的思想史學家開始挑戰(zhàn)這種敘述的一些方面。這些思想史家把阿隆放在冷戰(zhàn)的思想史的大背景里重新評估阿隆的遺產(chǎn)。
這些學者發(fā)現(xiàn)，阿隆與法國思想傳統(tǒng)的關(guān)系也頗為復雜，他并非簡單繼承自法國傳統(tǒng)，他的思想受到了馬克斯·韋伯、卡爾·施米特和馬丁·海德格爾等非法國思想家的深刻影響。阿隆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法國的思想傳統(tǒng)來服務于他自己的思想構(gòu)建。
介入的旁觀者：
阿隆的戰(zhàn)后定位
阿隆作為知識分子形象，事實上在20世紀80年代復興之前有過很大的變化。在冷戰(zhàn)開始之際，阿隆毅然走上了和自己的高師同學們截然不同的道路，他沒有成為學院里的老師，反而作為《費加羅報》的主筆。他長篇累牘進行公共寫作，出版了一系列文章和書籍，是法國最負盛名的大西洋主義倡導者。在這個意義上阿隆并非局外人，還是一個積極參與社會的思想者，參與戰(zhàn)后法國公共空間的建構(gòu)。
與此相反，法國的知識界則越來越流行反美敘事，反對美國文化和美國政策，支持冷戰(zhàn)的另一方。阿隆的高師同學薩特則是反美敘事的扛鼎人物，有著最廣泛的追隨者。不得不說作為知識分子，阿隆的確不是薩特的對手，薩特在整個二戰(zhàn)后的法國是毫無爭議沒有對手的存在。薩特在諸多文化領(lǐng)域，諸如哲學系統(tǒng)構(gòu)建，文學戲劇創(chuàng)作，公共議題參與，都廣泛地參與。這是1968年“五月風暴”中，巴黎學生打出：“寧愿跟著薩特錯，不愿跟著阿隆對”的背景。
而阿隆聲譽的急劇下降，是因為1966年《紐約時報》，披露與他本人很密切的“文化自由大會”，被披露接受來自中央情報局的資助。阿隆聲稱，他本人對此并不知情，他說自己的寫作和判斷始終獨立于資金來源。但是知識界很多人質(zhì)疑阿隆思想的獨立性，多大程度上是來自美國冷戰(zhàn)的意識形態(tài)支持和影響。
坦白說這樣的質(zhì)疑，多少帶著一些書生意氣，首先是低估了冷戰(zhàn)雙方，不管是美國或者蘇聯(lián)在文化冷戰(zhàn)上的資金投入和工作人員投入。同時又高估了阿隆的政治實踐智慧，阿隆并沒有什么政府經(jīng)驗。20世紀五六十年代，阿隆最多的社會干預是作為媒體人為《費加羅報》寫政策分析和社論。
阿隆屬于冷戰(zhàn)自由主義者的一員，他的英美同輩們一般人顯然更熟悉，阿倫特、波普爾、哈耶克。這些思想家的共識是自由民主并非注定成功，反而需要時刻警惕守護。一些抱有擴張主義色彩的思想家們，則認為世界上各民族的自由平等，取決于美國是否有意愿去守護并推廣這種理想，并多大程度上愿意展示并使用軍事實力。
阿隆大抵上是同意這樣的判斷，歐洲如果必須在美國與蘇聯(lián)之間做出選擇，衡量的標準不是哪個更好，而是哪個更不壞。阿隆是一個熟悉馬克思主義，對美國并不抱幻想的知識分子，與此同時美國有能力且愿意支持歐洲其他地方的自由民主體制。阿隆相信自由本身是脆弱的，但是自由主義則是必須捍衛(wèi)的生活方式。
隨著蘇聯(lián)體制的弊端不斷暴露，很多知識分子開始意識到他們支持的“社會主義烏托邦”可能帶來現(xiàn)實的壓迫。開始右轉(zhuǎn)擁抱自由主義。但是此時阿隆對這股浪潮并不樂觀，反而很是冷感。在阿隆看來，從一種思想的廢墟中走出的人，若只是奔向一個未經(jīng)反思的新信仰，只是從一種幻覺走入另一種幻覺。
捍衛(wèi)理性：
阿隆政治哲學的核心
比起哈耶克，阿隆并不相信市場魔力，他一直堅持一條非意識形態(tài)、經(jīng)驗主義的制度理性之路。比起其他冷戰(zhàn)自由主義者，經(jīng)常把自由狀態(tài)和社會契約聯(lián)系起來，從而推導出個人權(quán)利和義務，即單數(shù)自由（liberty）。阿隆的自由則是復數(shù)的自由（lib?erties），他認為就算我們無法實現(xiàn)我們夢想里的很多自由，我們依舊擁有很多自由。
阿隆在1978年法蘭西學院的告別演講中，把自由分成了4類，個人自由，政治自由，經(jīng)濟自由，社會自由。其中經(jīng)濟自由是指私有財產(chǎn)，契約，即市場自由主義所推崇的自由。而社會自由，通常是指由福利國家提供一系列的受教育、醫(yī)療、社會保障的權(quán)利。不過阿隆認為社會自由的提供者，僅僅是國家，他認為各種團體也可以提供社會自由。這些不同種類自由之間常會沖突，特別是經(jīng)濟自由與社會自由，需要在“法律與制度”框架里通過實踐協(xié)商、平衡，才能處理好自由沖突，從而盡可能最大程度保障自由。
他嘗試在回應思想內(nèi)部所面對的各種沖突。面對市場自由主義者，阿隆承認經(jīng)濟自由和社會自由必然會沖突，但是他堅持認為讓更多的人享受社會權(quán)利保障，這是市場經(jīng)濟必須面對的議題。同時，他又在積極回應來自左翼的聲音，阿隆提出了不管承認與否，自由社會依舊有很多人感覺到不自由。阿隆觀察到很多人對自由社會有一種情緒性的判斷，認為自由社會不道德不公平。
《雷蒙·阿隆回憶錄》
作者：（法）雷蒙·阿隆
譯者：楊祖功 王甦
版本：甲骨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7年7月
的確，自由社會通常伴隨著經(jīng)濟不平等，很多弱者會感受到被“市場”忽視。阿隆認為自由市場要被社會大眾認可接受，就需要正視人們的痛感，而不只是講述抽象原則，拒絕讓政府干預市場。這就是作為溫和自由主義者的阿隆，阿隆不僅在意合法性，而且在意正當性和可接受性。如果一種制度在情感上被拒絕，那它即便運作良好，也可能走向危機。阿隆相信不能靠市場邏輯自己解決一切問題，必須結(jié)合制度安排和公共倫理。
正如阿隆在“五月風暴”后所寫的，沒有任何一個社會可以承諾完全自由，于是可以免于被支配被異化。戰(zhàn)后法國社會中，日益擴張的戴高樂主義壟斷了權(quán)力和政治，于是社會被堵住了。阿隆以一種現(xiàn)實的視角出發(fā)，呼吁年輕人們既然是沒有辦法完全消除權(quán)力與等級，不如在將工業(yè)社會視為壓迫之前，研究其復雜的規(guī)則。阿隆并不把某一種學說當真理，而是當作一個需要不斷修正的現(xiàn)實當下。在動蕩的20世紀，他試圖把自由與秩序、理性與情感、公平與效率——這些常常撕裂的力量，盡可能地編織縫合在一起。
阿隆在告別演講中，特別強調(diào)公民德性的重要性。在阿隆看來，自由制度的可持續(xù)性并不只是依賴制度的理性運作，更有賴于公民是否具備支撐這些制度的倫理品質(zhì)。因此，阿隆始終強調(diào)自由社會中的“公民美德”——這是一種將理性、自律、公共責任與法律意識內(nèi)化為生活方式的能力。他很擔憂，市場在追求制度效率的同時，逐漸放棄了對“公民德性”這一理念的追問，從而可能被享樂主義與消費文化侵蝕。這一立場也使他在左派革命幻想與自由市場之間，始終堅持一種審慎的中庸之道——既不崇拜國家干預，也不信奉自由放縱，而是倡導一種兼容公共倫理與個人自由的“節(jié)制自由”。正是在這種意義上，阿隆對自由的捍衛(wèi)，既是政治哲學的，也是倫理哲學的。
20世紀80年代的復雜遺產(chǎn)
阿隆個人在20世紀80年代恢復了聲譽，特別是在1983年去世后，他得到了法國各個政治光譜的人們一致的尊敬。這樣的結(jié)果是，一批原本與左翼有深厚淵源的知識分子開始重新拾起法國自由主義傳統(tǒng)，尋找思想資源。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法國，貢斯當、基佐、托克維爾等一系列歷史上被遺忘的自由主義脈絡法國思想家被重新發(fā)現(xiàn)，個人自由、社會正義等話題被廣泛討論，這一時期被描述為法國的“自由主義時刻”。
在這一語境中，雷蒙·阿隆被重新召喚，他被塑造成了法國自由主義正典中的一部分，繼承了法國自由主義脈絡，孟德斯鳩、托克維爾。他的思想被塑造成對抗極端主義與烏托邦思潮的中流砥柱。然而，這種“再塑”不僅僅是學術(shù)性的，它也深受當時政治需要的驅(qū)動，有學者指出，這一過程帶有某種“神龕化”傾向，將阿隆抽離出他生平中復雜而多面的思想與社會實踐。
不乏學者開始質(zhì)疑“1980時刻”本身就是夸大的描述，一種“敘事”的發(fā)明。首先這樣的描述，有法國特殊主義的嫌疑，當時世界范圍內(nèi)都有著自由主義思想和實踐的浪潮，從北美到西歐，再到東歐，甚至亞洲；其次夸大了法國思想家在法國的被忽略狀態(tài)，而這些思想家在法國中間派和右翼的民眾和精英里有著廣泛的受眾；再次這樣的描述，也是對戰(zhàn)后法國政治現(xiàn)實的漠視，法國第五共和國的政治傳統(tǒng)從德斯坦總統(tǒng)以后，就具有明顯的自由主義色彩。
正如托尼·朱特曾指出的那樣，對歷史傳統(tǒng)的召喚往往帶有“回顧性理想化”的風險。他提醒我們，不能忽視這些傳統(tǒng)在歷史中的模糊性與矛盾性。在對“自由主義”時刻和“阿隆熱”的回顧中，我們既看到阿隆的思想作為抵抗極端的一種召喚，也需警惕它被簡單化、工具化的風險。
雷蒙·阿隆。
1983年，雷蒙·阿隆在巴黎的一家法院作證離開后突發(fā)心臟病猝逝。他當時剛剛為一樁具有高度象征意義的訴訟案出庭——這是政治思想家貝特朗·德·朱弗內(nèi)爾（Bertrand de Jouvenel）起訴歷史學家茲維·斯特恩赫爾（Zeev Sternhell）誹謗案的庭審。在其著作《不左不右：法國法西斯主義》（N i droite ni gauche: l’idéologie fasciste en France）中，斯特恩赫爾將朱弗內(nèi)爾歸入戰(zhàn)前“法國法西斯主義”的思想譜系，并暗示他在德占時期存在通敵行為。朱弗內(nèi)爾因此提起訴訟，要求為自己的名譽正名。
阿隆在此案中出庭作證，并試圖為朱弗內(nèi)爾在戰(zhàn)時行為上做出區(qū)分性澄清。法院最終判決認為朱弗內(nèi)爾在戰(zhàn)爭期間不構(gòu)成“通敵”，但斯特恩赫爾關(guān)于其戰(zhàn)前親法西斯傾向的表述不構(gòu)成誹謗。這一復雜判決本身，就體現(xiàn)出法國社會在戰(zhàn)后數(shù)十年依然盤桓不去的“維希綜合征”（syn?drome de Vichy）——對國家認同、知識分子責任、意識形態(tài)歸屬的持續(xù)焦慮。
對于阿隆而言，這場訴訟不僅是一場歷史的回響，也是他政治生涯中一次深具象征意味的卷入。作為20世紀法國政治思想的代表人物，他長期試圖從制度理性出發(fā)，劃清“協(xié)作”與“保守”、“權(quán)威”與“極端”之間的界線。而在此案中，他的介入或許也反映出他對法國知識界重啟歷史道德審判的警惕——這正是他在整整一個世紀中多次發(fā)出過的聲音。
阿隆的驟然去世，使這場政治、思想、歷史、記憶交纏的訴訟蒙上一層更濃重的“寓言”色彩，也在無意間為戰(zhàn)后法國政治思想的復雜遺產(chǎn)畫下了一個略顯沉重的終止符。
我們?yōu)楹涡枰匦麻喿x阿隆？
當代法國社會正處于一系列深刻矛盾的交匯點上。最突出的，莫過于日益緊張的身份政治議題：圍繞移民政策、伊斯蘭教與法國世俗主義（la?cité）的沖突，族群認同與共和國價值之間的緊張關(guān)系持續(xù)加劇。這些爭議不僅表現(xiàn)在輿論場中，也頻繁以民眾抗議、法律改革乃至暴力事件的形式爆發(fā)，撼動著社會的基本共識。
與此同時，全球化紅利的逐漸消退、經(jīng)濟增長的長期乏力，使得社會不滿不斷蔓延。傳統(tǒng)工業(yè)區(qū)的衰退與大都市的繁榮之間，地區(qū)鴻溝擴大；高等教育精英與邊緣勞動階層之間，階級斷裂顯著。這種制度性焦慮轉(zhuǎn)化為對“身份”的愈發(fā)執(zhí)著，人們開始用歸屬、傳統(tǒng)和文化認同來解釋失衡的現(xiàn)實。
正是在這一語境中，圍繞阿隆的思想的爭論重新浮現(xiàn)：它是否足以應對當下情感驅(qū)動、極化加劇的政治現(xiàn)實？阿隆的理性主義是否早已無力回應當代社會對歸屬與激情的渴望？而這正是本文試圖追問的問題之一。阿隆式的溫和理性主義似乎難以提供有效回應。它的制度信仰、對普遍性的強調(diào)，無法覆蓋那些根植于經(jīng)驗、歷史創(chuàng)傷與群體認同的情感張力。
在當代法國遭遇身份政治挑戰(zhàn)的背景下，皮埃爾·馬南（Pierre M anent）等人試圖將自由主義從抽象的制度話語中“帶回”具體歷史與文化語境。他強調(diào)，自由政治不能懸浮于共同體之上，而必須植根于民族國家的歷史傳統(tǒng)與宗教文明，尤其是法國的基督教—共和主義結(jié)構(gòu)。在他看來，現(xiàn)代自由主義過度推崇個體主義與程序中立，反而削弱了政治共同體賴以維系的情感紐帶與認同基礎(chǔ)。這種努力可以被視為一種“文化嵌入式自由主義”（culturally embedded liberal?ism）：它試圖緩和制度的“去根性”，以回應身份訴求的正當性，尤其是在多元文化主義遭遇危機的時代。
《知識分子的鴉片》
作者：（法）雷蒙·阿隆
譯者：呂一民/顧杭
版本：譯林出版社2012年6月
然而，即便如此，馬南的方案仍未能徹底化解“自由”與“身份”之間的根本張力：自由主義的核心邏輯依然傾向于普遍主義與法律面前的平等，而身份政治所訴求的，往往是對特殊性、創(chuàng)傷經(jīng)驗與族群差異的承認。在馬南對共同體的召喚之中，那些歷史上被邊緣化的文化與主體（如法國的穆斯林社群、非洲裔移民后代等）很難找到真正的位置。某種程度上，馬南的回應強化了主流文化作為“國家身份唯一合法來源”的神話，也因此未能避免被視為“新保守主義”的批評。
這種“文化自由主義”的努力固然顯示出對自由傳統(tǒng)的珍惜，但它依然是以理性與秩序為基底的自由主義回應，而不是一個足以容納被情緒裹挾的政治現(xiàn)實的方案。
我們?yōu)楹芜€要讀阿??？不是因為他給出了解答，而是因為他始終不斷持續(xù)追問。在理性與信仰、制度與激情之間，在自由主義理想的溫和之道上，他猶豫、猶疑，卻也不曾放棄。
阿隆的思想的確不能為我們解答當下法國政治所面臨的全部困境。面對情感的激烈對抗、身份的撕裂現(xiàn)實，他的工具似乎顯得冰冷、不夠溫情、不夠有力。但也正因為如此，我們或許更該問：在一個情緒飽和、公共理性時常失語的時代，阿隆那種“遲疑的自由主義”、那種不崇拜、不狂熱的姿態(tài)，是否正提供了一種珍貴的可能？他提醒我們，自由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需要制度與情感共同守護的公共世界。
也許，這就是重新讀阿隆的意義：不是為了崇拜，也不是為了告別，而是為了找回在理性與情感之間，那個能繼續(xù)思考、繼續(xù)寫作的自己。
撰文/賀婧慧
編輯/李永博 申璐
校對/薛京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