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天空另有光明》
作者：陳力川
版本：北京時代華文書局
2025年6月
“奧德修斯在卡呂普索（Calypso）那里可以選擇永生或故土。他選擇了故土，同時也選擇了死亡。一個如此簡單的高貴舉止今天對我們是陌生的?！?/p>
——阿爾貝·加繆
阿爾貝·加繆，法國作家，1957年獲諾貝爾文學獎。代表作為《局外人》《鼠疫》等。
加繆的故鄉(xiāng)阿爾及利亞與希臘一海之隔。1939年加繆和他未來的妻子弗朗希娜·福爾（Francine Faure），還有幾個阿爾及爾的朋友，買好了9月2日啟程去希臘的船票，但9月1日，德軍的裝甲車開進波蘭，大戰(zhàn)在即，地中海的天空驟然藍得令人不安，加繆和他的朋友們不得不取消計劃中的旅行。9月3日，英法兩國先后對德宣戰(zhàn)，二戰(zhàn)正式爆發(fā)。其時，加繆擔任《阿爾及爾共和報》的編輯，像所有年輕人一樣，他也報名參軍，但因肺結核被免除兵役。1946年，加繆在《地獄中的普羅米修斯》中回憶說：“戰(zhàn)爭爆發(fā)那年，我本應該乘船重復奧德修斯的航行。那個時代，即使一個貧窮的青年人也可以奢侈地計劃迎著陽光穿越大海?！?953年，加繆還在《返回提帕薩》中寫道：“1939年9月2日，我沒能如期去希臘。戰(zhàn)爭反而來到我們這里，之后覆蓋了希臘本土?！?/p>
返回伊薩卡
加繆第一次去希臘沒有像他年輕時計劃的那樣“穿越大?！保秋w越了大海。1955年4月底，他受法國駐希臘大使館和希法文化聯(lián)盟的邀請，去雅典參加“歐洲文明的未來”研討會。加繆在《手記》中詳細記錄了這次飛行的路線：“阿爾卑斯山。島嶼一個接一個緩緩地與我們在海上相會：科西嘉（Corse），薩?。⊿ardaigne），遠處的厄爾巴（Elbe）和卡拉布里亞（Calabre）。凱法利尼亞（Céphalonie）和伊薩卡在黃昏中若隱若現(xiàn)。之后是希臘的海岸，但在夜色中，伯羅奔尼撒（Péloponnèse）肌肉發(fā)達的手掌變成一個昏暗而神秘、覆蓋著雪花蓮的大陸，雪峰在遠處閃閃發(fā)光。仍然明亮的夜空中有幾顆星星，之后是一鉤彎月。雅典?！?/p>
第二天，4月27日上午，加繆第一次登上了神往已久的衛(wèi)城：“風驅散了所有的云，潔白、刺眼的強光從天而降。整個上午都有多年來一直在這里的奇異感覺，就像在自己家中，甚至語言的不同也沒有妨礙。……在好像被風刮到骨頭的神廟和地面的石頭上，11點的陽光傾瀉下來，又彈起，碎成千萬把熾熱的白劍。陽光搜查眼睛，使其流淚，以刺痛身體的速度進入體內，將其掏空，施以某種肉體上的侵犯，同時清洗它。出于習慣，眼睛一點一點睜開，此處那放肆的美（是的，這一古典主義的非凡膽量使我震驚）被迎進一個經陽光凈化的生命?！毕ＥD的春天短暫而絢麗，野花肆意綻放，衛(wèi)城廢墟中長滿了暗紅色的虞美人，有一朵孤獨地長在光禿禿的石頭上。草木在廢墟中欣欣向榮，干燥的空氣極具透明度，在筆直而純凈的光照下，衛(wèi)城的峭壁好像是為永久托起帕特農神廟而造，地勢與建筑的完美結合抹去了二者之間的界限，自然與人工的平衡感油然而生?！叭藗冊谶@里要抗拒一種完美已經成為過去，此后的世界不斷沒落的想法。但這個想法最終還是會讓人心碎?！?/p>
加繆在希臘。
幾年來，因《反抗的人》一書與薩特在蘇聯(lián)共產主義問題上的論戰(zhàn)使加繆身心疲憊。半年前，阿爾及利亞戰(zhàn)爭爆發(fā)，加繆既指責法國殖民當局的暴行，又譴責阿拉伯民族解放組織的恐怖行徑，這種兩邊不討好的中間立場使他陷入進退失據的尷尬境地。而此時，雅典衛(wèi)城正用她殘缺的完美使加繆的精神康復。希臘好像代替了正在流血的阿爾及利亞，成為他新的故鄉(xiāng)，就像奧德修斯經過十年艱辛的漂泊，終于結束流亡，回到了他的家鄉(xiāng)伊薩卡。那種心情不是久別重逢可以形容！這一天距離加繆1939年那次流產的旅行計劃已經過去了16年。
神話和悲劇的希臘
加繆的哲學思考和文學寫作以古希臘文化為根基，無論在《婚禮集》《局外人》《西西弗神話》中，還是在《反抗者》《夏》《墮落》和《流亡與獨立王國》里，古希臘神話作為參照系時隱時現(xiàn)。加繆曾用希臘神話的人物來命名他的三個創(chuàng)作階段：一、荒誕（西西弗）；二、反抗（普羅米修斯）；三、限度（涅墨西斯）。然而長久以來，地理上的希臘對加繆遙不可及，他常懷著一顆“希臘心”想象擁有數(shù)千島嶼的愛琴海的輪廓，在那個完美的世界，天地、海域和人類有著最和諧的比例。
希臘語用κ?σμο?（kósmos）稱呼世界，其本義是“秩序”。古希臘人認為世界是一個有秩序的整體，自然與人類之間存在某種緊張的和諧和脆弱的平衡。和諧與平衡都需要限度，這正是加繆在1955年4月28日雅典會議上討論的一個題目。他說：“如果今天，在巴黎的一個研討會上，你提到限度這個概念，一千雙浪漫主義的手臂會舉向天花板。對于我們的知識分子來說，限度不過是資產階級惡魔般的適度。其實完全不是這樣。限度不是對矛盾的拒絕，也不是矛盾的解決方法。在古希臘文化中，如果我在這一點上的知識夠用，限度一向是對矛盾的認可和無論發(fā)生什么情況都保持平衡的抉擇?！?0世紀50年代中期的法國知識界經歷了一場薩特和加繆圍繞革命和反抗的問題展開的思想論戰(zhàn)。加繆主張將反抗建立在人類行動的界限之上，設限是為了防止反抗淪為暴力革命的工具，因為革命的思想包含“全面破壞”和“無限制奴役”的傾向。在社會和政治領域，限度作為調解矛盾的方法關系到個人的權利和義務的平衡：“人權是我們需要捍衛(wèi)的價值，但這不意味著這些權利是對義務的否定。反過來，也一樣?！薄白杂捎幸粋€界限，公平也有一個界限，自由的界限存在于公平之中，也就是說在他人的存在和對他人的承認之中，公平的界限存在于自由之中，也就是人按照他本來的樣子在一個集體中存在的權利?！?/p>
在以薩特為代表的左派知識分子看來，暴力對于建設一個新世界是必不可少的。弗朗西斯·讓松譏諷加繆是一個不愿意弄臟手的“漂亮的靈魂”；安德烈·布勒東攻擊他說：“加繆使勁兒讓人相信的這個反抗的幽靈是個什么東西，它又隱藏在什么后面？一種反抗，若把限度引進其中，被掏空激情的內容，還剩下什么？”加繆認為，“20世紀的革命聲稱以經濟為依據，其實它首先是一種政治和一種意識形態(tài)。就其功能而言，它無法避免恐怖和對現(xiàn)實施加暴力。無論其意圖如何，它從絕對出發(fā)塑造現(xiàn)實。相反，反抗以現(xiàn)實為依據，在一場持續(xù)的戰(zhàn)斗中走向真理?！比绻寱r間做裁判，加繆無疑是這場論戰(zhàn)的勝者，盡管有限度的反抗與暴力革命的爭論并沒有因此而結束。20世紀的歷史證明，德國法西斯以國家社會主義的名義、蘇聯(lián)以共產主義的名義、西班牙佛朗哥獨裁政權以反共的名義所實行的迫害和殺戮都是用某種社會目標使大規(guī)模的犯罪行為合法化。在加繆看來，“所有劊子手都是一家的”。
雅典討論會的第二天，加繆以“悲劇的未來”為題做了一個講座。他指出我們生活在一個悲劇性的時代，然而這個時代沒有創(chuàng)造出古希臘悲劇的平衡藝術：“古代悲劇永恒的主題是不可逾越的界限。兩股各具合法性的力量在這一界限的兩側相遇，并發(fā)生激烈和不間斷的沖突。對這一界限的誤判，想打破這一平衡，意味著毀滅?！苯缦奘菍α⒌膬晒闪α康挠|點，也是生命與死亡共享的平衡點。這一思想貫穿在古希臘的哲學、詩歌，特別是悲劇之中。由此派生的節(jié)制和限度的觀念是加繆稱為“正午思想”（La pensée de midi）的核心，即中庸和平衡的思想。加繆解釋說：
“這一平衡力量，這種有分寸地安排生活的精神正是給予人們稱之為太陽思想的悠久傳統(tǒng)以生命力的精神，在那里，自古希臘人以來，自然總是與變化相平衡?！?/p>
“我們流放了美，希臘人為她拿起武器。這是第一個不同，而且由來已久。希臘思想一向堅守在界限的理念之中。它什么也不推向末端，無論是神圣的事物，還是理性。它將一切都加以考量，用光平衡影子。相反，我們的歐洲是過度的女兒，在征服全體性的路上狂奔?！魉梗m度的女神，不是復仇女神，對此保持警惕。所有越過界限的人都會受到她無情的懲罰?！?/p>
“對希臘人來說，價值先于行動而存在，并準確劃出行動的界限?，F(xiàn)代哲學將其價值置于行動之后。它們不是價值，而是變成價值。我們要在歷史完成后才認識它們的全部?！?/p>
“但希臘人從未說界限是不可逾越的。他們說界限是存在的，敢于越界的人會受到無情的懲罰。在今天的歷史中，這是無可辯駁的?！?/p>
以上四段引文出自《反抗者》中的“正午思想”和《夏》中的“海倫的流放”，其寫作時間相隔三年，但結論是一致的：古希臘和地中海的平衡思想與當代極權主義的“過度行為”相對立?！皻W洲從來都處在正午和子夜的斗爭之中?！跉W洲的深夜，太陽思想，有雙重面孔的文明等待曙光?！?/p>
從青年時代起，加繆就開始用兩極平衡的概念表達他對事物的看法。這從他的一些著作或章節(jié)的題目上就可以看出來：《反與正》《是與否之間》《流亡與獨立王國》《不當受害者，也不做劊子手》《正義與仇恨》《反抗與隨波逐流》《反抗與奴役》《虛無主義與歷史》《反抗與革命》《節(jié)制與過度》。加繆的思想試圖在“存在與虛無”的形而上二項式中，在“拒絕與贊同”“肯定與否定”的二難推理中接近一種平衡的真理。在雅典會議上，加繆在回答“什么是歐洲文明的主要特征”這個問題時說：
“歐洲文明首先是一種多元文明。我想說它是思想、異議、價值多元的地方，也是無窮盡的辯證法的地方。歐洲有生命力的辯證法不會通向一種極權的、正統(tǒng)的意識形態(tài)。這一多元主義一直是歐洲自由觀念的基礎，在我看來，它是我們文明的最重要的貢獻。它今天處于危險之中，這正是我們必須努力保護的。”
感官和現(xiàn)實的希臘
在1945年的一個訪談中，加繆說：“我不是一個哲學家，我對理性的信念不足以使我相信一個體系。我感興趣的是知道如何做人。”加繆的藝術家氣質使他對絕對理性和任何一種哲學體系持懷疑態(tài)度。在雅典會議上，加繆提請聽眾注意這樣一個問題：唯理性主義是否在某種程度上造成人類感性的萎縮，并逐漸使個人的世界變得貧瘠？對這個問題，加繆的看法與詩人勒內·夏爾很接近。夏爾認為那些唯理性主義者 “無節(jié)制地服從謊言和惡的法庭”，而“詩歌是感覺的神秘教義，是一種顯然的真理……”。詩人好像希臘神話中的睡神許普諾斯（Hypnos），是能在黑夜中見到光的人。詩人的天職是用感性之光觀照世界，所以他會為美而流淚。《許普諾斯筆記》是夏爾題獻給加繆的一本散文詩集的名字。1948年，加繆在介紹夏爾的廣播節(jié)目中，用富于感性的語言說：“他是新的。他的美妙的新是古老的。那是正午的太陽的新、活水的新、一對男女的新、自然的秘密的新、面包和葡萄酒的新、不厭倦的美的新。他新得像忠實的土地希臘、像前蘇格拉底派，他認同他們的悲劇的樂觀主義。他是幸存者中唯一活著的人，他從頭繼承正午思想的堅韌而罕見的傳統(tǒng)。”夏爾的詩歌是南法普羅旺斯的一眼噴泉，那是地中海的光、沃克呂茲（Vaucluse）山脈的雪、呂貝隆（Lubéron）山谷的風和索爾格（La Sorgue）的河水凝結成的文字，加繆稱之為“恢復健康的話語”，可以治愈“世界的潰瘍”。
加繆（右）和勒內·夏爾。
雅典會議和講座后，加繆終于得以實現(xiàn)他23歲時“看希臘”的夢想?！拔易哌^的整個希臘此時都長滿了虞美人和幾千種花”：米科諾斯島（Mykonos）忍冬的味道，愛琴娜島（égine）讓人透不過氣來的百合香，塞薩洛尼基（Salonique）彌漫的海鹽味……到處是“廢墟和野花的島（虞美人，牽?；?，紫羅蘭，紫菀）。”加繆好像恢復了在巴黎失去的嗅覺，這種感官的快樂因他長期受肺結核的折磨而彌足珍貴。在阿伽門農（Agamemnon）的王國邁錫尼（Mycènes），加繆度過了“世界上最美的黃昏”：“為收到這大塊的永恒遠道而來是值得的。此后其余的都不重要了?！笨粗饾u從視線中消失的提洛島（Délos），加繆好像經歷了一次失戀：“我第一次懷著一種痛苦的心情看著一片我喜愛的土地消失，我可能在死前再也看不到它了”。月亮“很快升到天上，照亮水面。我看著它，直到午夜，我傾聽船帆，內心伴隨著搖動的海水拍打船舷”。“離開提洛島以后，除了那些山巒的平和、溫柔的影子、鳥鳴啾啾的寂靜，我什么也感受不到了?！薄靶腋?，終于，近乎流淚的幸福。因為我想留住這種難以言說的快樂，把它抱緊，然而我知道它終會消失。這些天來，它一直在暗中持續(xù)，今天它使我那么痛苦，以至于我覺得只要我愿意，每次都能重新找回同樣的快樂?！?/p>
然而一路上，加繆并沒有一味沉浸在幸福和快樂之中。在沃洛斯（Volos），他看到百分之八十的房屋毀于不久前發(fā)生的地震。整個城市，包括醫(yī)院，都架起了帳篷，教堂的彌撒露天舉行，市長在倒塌的房子旁接待加繆，理發(fā)師在院子里為他理發(fā)。在忒羅尼亞（Thronia），加繆看到島民生活的貧困，“破爛的房屋”，“衣衫襤褸，但看上去還算健康的孩子”。在雅典東南方45公里處深入愛琴海的岬角蘇尼翁（Cap Sounion），加繆度過了他稱之為“完美的時刻”，但當他的視線落在對面海域的馬克羅尼索斯島（Makrónissos），又稱長島的時候，陪同人員告訴他那就是二戰(zhàn)結束后希臘內戰(zhàn)時期（1946—1949）建立集中營的地方，關押過數(shù)萬名希臘民族解放軍和民族解放陣線的官兵，以及共產黨員、作家、演員、音樂家、僧侶等政治犯，他們大都是納粹占領期間抵抗運動的戰(zhàn)士，其中就有希臘的大詩人揚尼斯·里佐斯。1949年八九月間，他把在這所集中營中寫的詩密封在瓶子中，埋在地下，后來匯集在《石頭時間》（Temps pierreux）中發(fā)表。在馬克羅尼索斯島，數(shù)千名共產黨員和左翼人士遭軍事法庭嚴刑拷打后被處決。1949年3月加繆曾簽名呼吁赦免被判死刑的希臘知識分子。1950年11月，他曾與希臘政府斡旋，要求重新審理他們的案件。1955年12月6日，從希臘回來6個月后，加繆在法國《快報》（L’Express）上發(fā)表題為《希臘孩子》的文章，抗議英國統(tǒng)治者武力鎮(zhèn)壓塞浦路斯反對英國駐軍的示威者：“幾個星期以來，反抗的塞浦路斯有了一個面孔，他就是被英國法庭判處絞刑的年輕的塞浦路斯大學生米歇爾·卡拉奧利（Michel Karaoli）。在阿芙洛狄忒誕生的幸福的島上，人也可以這樣恐怖地死去?！?959年三四月，由于加繆的干預，以威脅國家安全罪名被判刑的希臘共產黨議員馬諾里斯·格雷左（Manolis Glezos）獲釋。
加繆同情希臘共產黨員并非贊同共產主義，而是出于人道情懷。加繆的道德觀不是來自宗教，也不是來自任何一種意識形態(tài)，而是來自對苦難的同情心和對人類生存境況的共情意識。他對遭受納粹主義和“蘇聯(lián)體制的集中化特征”時期迫害而流亡西方的東歐知識分子同樣關切。他與匈牙利作家阿瑟·庫斯勒（Arthur Koestler）、波蘭詩人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aw Mi?osz）和蘇聯(lián)卡廷大屠殺的幸存者波蘭軍官約瑟夫·恰普斯基（Józef Czapski）會面并通信。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1952年4月30日與加繆見面后說，他“毫無疑問是目前法國最好的人”。阿倫特還在給她的導師卡爾·雅斯貝爾斯的信中將加繆和薩特做了比較：“薩特可能比加繆更有天賦，但加繆更重要，因為他更嚴肅、更誠實?！泵孜质苍诩涌娛攀篮蟀l(fā)表的悼文中說：“（加繆）——我相信我可以代表其他人這么說——幾乎是所有法國當代作家中與我們最親近的人?！也恢朗鞘裁幢Ｗo阿爾貝·加繆抗拒在巴黎知識分子中流行的那種隨大流的風氣。是非洲的海灘，還是一種沒有資產階級‘良心不安’的貧民出身？”在加繆與法國左派知識分子的論戰(zhàn)中，東歐的流亡者是少數(shù)支持他的群體，因為他們有一個共同的認知，即納粹和“蘇聯(lián)體制的集中化”是20世紀極權主義的兩種形式。反對納粹主義和“蘇聯(lián)體制的集中化”的斗爭不是反對德國和蘇聯(lián)、德意志民族和俄羅斯民族的斗爭，而是人類反對極權主義，或者說是文明世界反對一種反人類的意識形態(tài)的斗爭。在加繆看來，左派知識分子在理論上否認革命的界限比拒絕接受蘇聯(lián)集中營存在的事實更為嚴重，因為這個界限是現(xiàn)實的邊界，對界限的無知或無視導致革命者背離現(xiàn)實，使革命迷失了方向，陷入“虛無主義”和“為運動而運動”的泥沼。
月桂和迷迭香
加繆第二次訪問希臘是在1958年夏季，同行的還有他的出版人米歇爾·伽利瑪（Michel Gallimard）夫婦，后者租了一條游艇。巴黎對加繆在阿爾及利亞危機四伏的時候去希臘游船很憤慨，尤其聽說加繆的情人、西班牙籍演員瑪麗亞·卡薩雷斯（Maria Casarès）也去與他相會。在阿爾及利亞問題上，加繆提出建立法阿聯(lián)邦—阿爾及利亞自治的折中方案，人們嘲笑他天真幼稚；他拒絕發(fā)表意見，人們又責備他沉默。加繆好像投入了一場注定沒有盟友的戰(zhàn)斗，他不愿意在法屬阿爾及利亞和獨立之間做選擇而被兩個陣營都視為叛徒，他發(fā)出的聲音到處碰壁，最讓他無法想象的是阿爾及利亞獨立將導致上百萬“黑腳”被迫離開他們的故鄉(xiāng)。但他心里知道最后的希望破滅了，從獨立戰(zhàn)爭的第一天起，阿爾及利亞已經踏上了一條不歸路。在心灰意冷的時候，他選擇回到他的精神故鄉(xiāng)——希臘。
加繆在希臘。
當5月底的第一波熱浪滾過，繁花似錦的春天很快褪去絢麗的色彩，整個希臘都換上了藍白色的夏裝。雖然相隔三年多的兩次希臘行都歷時20天，可他在《加繆手記》中對第二次旅行的記錄只有第一次的三分之一，但他對希臘的感情一如既往——這個充滿陽光、芳香和永恒瞬間的世界可以使他忘卻一切。
6月10日，抵達雅典的第二天，加繆重返衛(wèi)城，可這一次卻因一個代號“Ｏ”的人掃興而歸。他在《加繆手記》中談到他的時候說：“衛(wèi)城不是一個人們可以說謊的地方?！鄙线^衛(wèi)城的人都能體會加繆的話，這樣圣潔的地方不是跟任何人都可以去的。同一天，經過兩小時的飛行，加繆一行搭乘的飛機在羅德島的麥田中降落，“風使短麥稈和花叢如海浪般向藍色的大海翻滾”。在給他青年時代的哲學老師讓·格勒尼埃的（Jean Grenier）的信中，加繆寫道：“我一大早離船，一個人，去距離20分鐘的羅德島海灘游泳，一個人。水清澈，溫暖。早上初升的太陽暖洋洋的，但不發(fā)燙。美妙的時刻將我?guī)Щ?0年前馬德拉格的早晨，那時我睡眼惺忪地從距離大海幾米遠的帳篷中出來，鉆進還在沉睡的海水?！痹谶@幾行字中，我們看到在加繆筆下多次出現(xiàn)的三個詞：太陽、沙灘和海水，這三個詞對加繆有著特殊的意義。1958年他在《反與正》的再版序言中寫道：“首先，貧窮對我從不曾是一種不幸：陽光在其中播撒它的財富，甚至我的反抗也被它照亮了……為了改正一種天生的冷漠，我被置于貧困和太陽的中間。窮困阻止我相信太陽之下和歷史之中一切都好；太陽讓我明白歷史并非一切。”“人們在世界上看到許多不公平，但有一個人們從來不說，這就是氣候的不公平。我不知道，我在很長時間是這一不公平的受益者之一?！标柟夂痛蠛ｋm不能消除貧困，但可以暫時撫平人間的不平等。地中海的自然環(huán)境造就了加繆不知怨恨的性格。
加繆的第二次希臘行也是穿行在海島之間的一次感官復蘇之旅：林多斯（Lindos）混雜著海水、驢糞、干草和煙味的熱氣；離希俄斯（Chios）幾英里水面上海風刮來的夾竹桃的味道；斯科派洛斯島（Skopelos）的茉莉花和石榴花的淡香；德爾菲（Delphes）劇場夜晚的氣息……
不知道是否與這次旅行有關，加繆從希臘回來十多天后，在《加繆手記》中寫道：“真理是唯一的權力，輕快的、無窮盡的。如果我們能夠只靠真理和只為真理活著該多好：我們身上年輕的和不朽的能量。真理之人不老。再努力一下，他就是不死的。”加繆在給瑪麗亞·卡薩雷斯的信中經常透露他對衰老的厭惡，不知道他是否曾有早逝能夠抗拒衰老的想法？
第二次希臘行約一年半以后，加繆乘車從普羅旺斯回巴黎，在楓丹白露以南的5號國家公路上，米歇爾·伽利瑪駕駛的跑車（Facel-Vega）突然偏駛，撞在道旁的一棵梧桐樹上，時間是1960年1月4日13點55分。人們在加繆的皮包里發(fā)現(xiàn)了他未完成的自傳體小說《第一個人》的手稿和兩本筆記，衣兜里有一張當天亞維農至巴黎的火車票。
在盧爾馬蘭村（Lourmarin）加繆樸素的墓旁種著月桂和迷迭香，這兩種源自地中海盆地的植物永遠陪伴著他……
2020年6月于巴黎
PS：本文摘選自《而天空另有光明》一書，大標題較原文有改動。
原文作者/陳力川
摘編/張進
編輯/張進
